Author Archives: tear07

      偶尔喝醉真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情。在酒吧里突然来月经了，这是手术后第一次月经，让我有点猝不及防。酒吧厕所在排队，我干脆在二楼的角落里换上了卫生巾。     如果记忆是一个玻璃花房，我会把姐姐妹妹们关在外面，让她们微笑着看我在里面，努力擦抹那辆皱皱巴巴蝴蝶结般的小车车。 金汤力 红色B52  龙舌兰 魔鬼 长岛冰茶。。。 我已经戒酒很长时间了 头破血流之后墙不会替你舔 还是要自己舔 现在和我做佳节又重阳爱的男人 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我含到天亮 看谁敢早泄 喝醉的时候 我开始表现出温柔的暴力一面 闷棍女人要发威 我要三个男人 一个说情话 一个互相爱抚 一个真正地做佳节又重阳爱 够的是心情 不够的是淫糜 给我来段音乐吧 双重生命  如果有一个男人躺在那里 我会舔他 但是不会允许他碰我 不会让他着急太久 轻轻地告诉他 不要想 让我来。。。 这句话 一定要说到耳朵深处 直到那里凝满露水 脖子那里  是味道最芳香的地方 是一个人的气味标识 是我继续通行的动力 而大腿内侧 只能用手轻滑过 去感觉静脉 动脉 和血液的流动 看着海绵体从最脆弱 到最坚强 我心里的歌 酒酿的产生是因为心里甜蜜 今夜花瓣飘零落 惟有痴情暗含香 酸死人不偿命 管杀不管埋 那说的 就是我 进去的清白 出来的血红 都是我的蜜糖 有什么  寂寞是最性感的时刻  我舍不得匀给你 爱死了这个湿润滑腻的夜 它正在一点一点钻进我身体 我在喂饱它 我的乳房又能挤出乳白的奶水来了 现在我发如飞篷面色通红 我安静得好象一只鱼肺里最后的水 在天涯海角留一个小洞 进去了 除了幸福 什么都没有  腿本身没有多少力气 只能紧紧夹住 不让幸福溜走 左乳是小花 右乳是小草 一个开放 一个含蓄 蛋糕师傅不要技巧 要技巧的只是挤奶油的小工 明天晚上我是玻璃杯中的小烛盏 从滚烫的光 到微微泛凉的蜡烛油里的尘埃 快乐 凝固  凝固在乳晕周围 一切消逝 装疯卖傻永恒  我想有粉红色的头发了 自己长 长出一头逆生的粉红色桃花 桃子象不象女孩因兴奋而肿胀的 ** 红的是成熟 绿的是青涩 在把玩中一点点变得柔软而多汁 不会拥有 就永难忘记 撑到表皮破碎 蜜汁溅满一脸 舌头舔舔 这就是所谓记忆 赤桥下的暖流 暖和的是桃子 喷射的是快慰  … Continue reading →

先点上一支烟 在夜色里 能看到手中的烟头哆嗦闪烁 火机是伟大的发明 每次清脆的叹息都带来足够的灼热 燃烧 熄灭 隐约看到灰白色海浪扭曲的手势 抓起一把分贝拍在礁石上 它们说 钓主 同花顺 一条龙 反正也要碎的 还在乎什么输赢？ 没有月亮 只有浓厚的烟草味道伴随着搀杂着血腥味的海风 弥漫出的烟雾刚刚在眼前氤氲 就迅速被吹散 我仿佛听到大野洋子写给约翰列侬的挽歌 “I rember everything……” 比一万句“我爱你”来得更惊心动魄 是时候了 真的是时候了 我不会游泳 海水的浮力比我想象中还陌生 冰凉 微凉 沿着赤裸的脚背一路上行 海浪抓住我的小腿 让它们每前进一步都步履维艰 哗啦 哗啦 绿色的荧荧微光在我身边泛滥成灾 突然觉得尿急 稳定重心 弯曲膝盖 热的和冰冷的水流汇成一片 … Continue reading →

外面一阵沉闷的雷鸣，这大概是最后一场秋末冬初的雨。看着我的带有黄色纷繁绣花和密集蕾丝的抽纱窗帘在房间的阴霾中反射微弱的光芒，一时不知道身在何处。又来了，一个冬天，我已经不再渴望第一场雪。 昨天晚上恍若梦境，只留下一件T恤静静散发余味。我又超过了自己身体能承受的吸烟量，心脏不胜重荷地跳得有些飘渺。CD机和音响整夜未关，我不知道要不要按下PLAY，让THE DOORS充满六十年代色彩的风琴声再次弹跳起来。过了好多年，我还是无可选择地喜欢那个年代的乐队，那些几乎纯粹靠乐器本身发出的音色，那种有几分苍凉和颤抖的嗓音——无论男女。没有数码合成录音技术，没有刻着冰冷型号的电子效果器，没有数不清的专业词汇和严格的阵营。那个时代属于一群终日纵欲的酒神的孩子，JIM MORRISON不在乎酒精和毒薄雾浓云愁永昼品让他失去了曾经让无数少女尖叫和心律失常的，有希腊雕像棱角的面孔，变成臃肿不堪，面容疲惫，满脸落腮胡，脾气乖张暴躁并且早早死于非命。看看我CD架上那些属于六七十年代美国摇滚乐的名字——JANIS JOPLIN，LOU REED，JERRY GARCIA……似乎无一例外地从生命天空中快速划过，短暂爆发，陨落，他们的猝然黯淡似乎成了一种证明，命运本该如此，斩首去尾，只留下那些狂躁得无法驾御，被未知指引飞翔的日子。 When the music over,turn off the lights. 吴丹说，真正的数学家当不了大学教授，因为他不屑也无法按照指定的逻辑过程和数学原理给学生讲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生活体验，一旦变成一种自发的醒悟，就永远不再问为什么，也不再担忧一件事，一个人，一种关系的结果。三个小时之后，我能不能不再计划三个小时之后的一切？三小时之前，他经过你身边，一次眼神的交流，一次深深的呼吸，一声低语，你灵魂的某个部分就被他携带到很远的地方。而三个小时之后呢？这种永不相交的三维空间，无限期延长下去。我的鼻子敏感地嗅到那种叫做无常的气息，漠然的，毫无感情玉枕纱厨色彩的，弥漫的，提醒着对于所有可能性的猜想，应该时刻做好戛然而止的准备。 突然回忆起那只云南的小蜜蜂欢欢。在丽江丝丝入骨的阳光下，天然舞台一般的四方街，总是出没着形形色色文艺青年的骆驼酒吧门前，他端着自己煮的滚烫的咖啡，走到我面前，结结巴巴地问，你。。。喝，喝吗？我微笑地看着他翠绿色的短发，用彩色丝线缠绕成天线的辫子（或者叫蜜蜂触须更确切），粉蓝色厚长袜子，小心而无辜的眼神，接过他手里的咖啡杯，小心翼翼地吹着气，喝了一口，问他，有叶子吗？他脸上滑过一丝诧异，有。。。有啊，你抽吗？ 我点头，他走进骆驼，一会儿出来，我以为会看到在北京的文艺青年那里经常见到的，用烟盒外面的玻璃纸紧紧包裹着的一个小口袋，没想到他却捧出一个花里胡哨的大号饼干桶，砰地一下放到我面前，把我吓了一跳。我闻着香喷喷地叶子得寸进尺，说你给我卷吧。他很欢喜的样子，掏出烟纸，熟练地忙活起来。我忍不住把自己那个能遮住大半个脸的黄绿色太阳镜送给他，他更加欢喜，把眼镜架在头顶，愈发象一只忙碌的小蜜蜂了。 之后的白天和黑夜，我就在骆驼酒吧的天井里，一手拿着大理啤酒，一手拿着时刻蓄满叶子的烟斗，云里雾里度过。那是个固定的高度，半梦半醒，并且开始接到富贵从福州发来的急切地表白情意的短信。这个迷恋HIP-HOP少年哪咤欢欢，他喜欢听我飞高了之后胡说八道，经常在我自说自话的时候悄悄对旁边人说，我靠我太。。。太喜欢她了，人的想象力真。。。了不起。我看来自五湖四海文艺青年们在骆驼门口勾引那些拖着旅行箱茫然张望的过路姑娘，在这里戏果儿就像从树上摘那么容易。他们把她们领进骆驼，带到楼上的大通铺，于是晚上彻夜能听到音乐声，青年男女尽情欢乐的声音，空气弥漫着酒香、叶子香、咖啡香……这个臃靡的古城，到处是满怀乌托邦梦想的人们。我们没有奢望，只是ENJOY EVERY MIN'，没有过去，现在或将来的分别，夜晚属于纵情狂欢。白天偶尔会跟着这群云南本地的孩子到处乱转，看他们像所有小镇里的年轻人一样在露天台球案子上戳来戳去，有时候爬上半山腰的小学校操场，在白云之端赛一场篮球。欢欢无疑是这群人的领袖，他们快步如飞地走在前面，连头都不回一下，我默默地跟在后面像屏幕之外的观众。可是在我手忙脚乱地蹲下系鞋带，心想估计等我系好之后恐怕跟不上他们会失散时，一抬头，却发现他替我拎着包，站在旁边耐心等待，我窘得脸发红，他严肃地抽一下鼻子说，咱。。。咱们走吧。 同来丽江的朋友们要出发去大理了，说好了第二天早晨我去找他们一起出发。第二天中午我仍然飞高了，对欢欢说我要去大理，然后回北京，像那些永远背着登山包出入骆驼酒吧的文艺青年们一样，我毕竟不属于这里。他陪我一起去激沙沙的客舍拿行李，路上不说话，破天荒地牵了我的手。到了客舍我傻眼了，女友已经把我的行李胡乱打好，手机充电器和拖鞋还落在外面。我不喜欢别人替我装包，包是象征安全感的随从，是身体的一部分，无论是短暂出门还是长途旅行，我总是坚持要自己打包，每一件或大或小的物品，都要自己来安排一个妥当的位置。我打开包想要重新整理，却发现脑子里一团糨糊，暂时没办法做这么有条理的事情，于是转身对朋友说你们走吧，我去不了了。他们的车渐渐开远，我回过头来，看见站在一边的欢欢，他仍然不紧不慢地笑着，过来拉住我的手，结结巴巴地轻声说，咱。。。咱们回吧。 离开云南之后我再也没有和欢欢联系过，听说他后来又开始迷恋其他类型的音乐，造型也完全换了。我们的轨迹也许再也不会相交。这样最好，每次想起云南，那些阳光，叶子，滚烫的咖啡，醉人的笑，还有五彩斑斓的头发和衣服，结结巴巴的语言和记不清楚的眼神，每个细节和每个细节，彼此缠绕胶着，再也区分不开。 我之所以要回忆这些事情，是因为想象不出来，自己很老很老以后，搬个小板凳坐在家门前的阳光下，很安详的样子，眯缝着眼睛惜古抚今。一切都快快地来，快快地去。我喜欢这种稍纵即逝的速度感，就在眼皮开阖之间，春秋飞度，年华老去，希望自己就是放在摇篮里发着高烧的婴儿，顺水漂流而下，直到遇见那个下意识打捞的人。 快，快，再快一点。抓住一道闪电的尾巴，直接冲刺生命的尽头，这就是一切的一切，意义的意义。我的感恩而死。 无名小卒，如日中天，胡言乱语。 无名小卒，含苞欲放，微不足道。

见到她，我第一次理解了所谓“烟视媚行”。她有栗金色光洁的头发，皎好的面容，性感的嘴唇以及狐狸一样总是眯缝着的眼睛。她的声音纤细而略带沙哑，一个大连女人的妩媚在她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那时候我16岁，一边读高中的同时在一家小小的酒吧做弹唱歌手。不知道她白天做什么，只是夜里经常出现在酒吧里。有人说她是坐佳节又重阳台小姐，养了一个“面首”，从对方的内裤到袜子都要统统包圆。她抽烟很凶，喜欢快速喝酒，喝醉了就大喊大叫甚至夹杂着一些粗话，并且使劲摔厕所的门。一开始，年轻的酒吧老板总是用厌恶的眼神瞥她，但是她却通过这种近乎粗暴的方式很快赢得了人们的好感。大家说她很“爽”，一个大连女人的热情直率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她喝醉了就会随手拖个人来说话，用那种略微有点斜视的，带着一丝不屑与无谓神情的目光透过缭绕的烟雾，好像是看你，又好像是在看你身边的某个角落。她偶尔会轻蔑地笑，速度很快，快到你也不能确定她是否已经嘲笑过什么。头回看到她轻蔑的笑是我在唱完歌坐在她身边时，一个和她同来的中年男人听我和她议论在国外有某个品牌把牛仔裤挂在枪靶上，用帘卷西风枪打出弹孔出售，他把脸凑过来，瞟了我一眼说，小妹妹，我有枪，你想要那样的牛仔裤吗？我帮你打洞。这时，我听到她在旁边嗤笑了一声，迅速用一瓶啤酒堵住那个男人的嘴说，你他妈少放屁，赶紧喝酒。那个男人似乎有点尴尬，又把满是酒气的嘴巴凑近我说，我开玩笑的，你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她再次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脸上带有讥讽的笑容，人家自己都明白，还用得着你说？男人嘿嘿干笑两声，转过身去，喝酒调情。 那天晚上她没有和那个男人走，有点喝醉了。她看着我，不紧不慢地说，我是那种即使今天只有十块钱也敢打车回家的人，明天肯定会有明天的办法，不用着急。但是人还是要有点信仰。如果你觉得没有神，没有上帝——她指了下桌子上放的一个橘子——就把那个橘子当成你的神，你的上帝，不管到什么份儿上，心里有这个橘子在，就不用着急，也不用害怕。等到将来，你离这里已经很远的时候，就算那个橘子已经在桌上烂成个驴操样，你心里也永远都有希望。说完她快速起身去洗手间了，没有忘记狠狠地摔上门。 有一天夜里下大雨，酒吧打烊了，而凌晨三点我要和合作的吉他手去码头接人。她提出建议，让我们一起去她为传说中那个“面首”租的房子。家，她这样称呼那间房子。她说如果她和那个男人都在大连，就会一起在这个临时的“家”里同居，有一方不在，就回自己父母那里住。她又说，我男朋友去沈阳玩了，到我那儿待会儿吧，到点你们就去码头。我们同意了，冒着雨赶到那里。楼道里没有灯，黑得让人喘不过气。我们在她身后小心翼翼地摸索着上楼梯。她走得很急，楼道里只听到她的脚步声和外面的大雨声。很快我们落后于她一层楼，突然听见她诧异地自言自语，哎？我家厨房灯怎么亮着？接着，听到她拿出钥匙开门的声音。钥匙似乎没有转完一圈，门从里面打开了，听到一个男人略带慌乱的声音，你怎么来了？她也很狐疑地问，你不是去沈阳了么，没走？ 吉他手在我身后轻轻拉了一把，我们蹑手蹑脚地摸下楼，好象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亏心事。刚到楼下，就听见上面传来比雨点更凌乱的脚步声。她匆匆从一片漆黑中冲出来，对我们说，你们走吧，别管我了，声音微微颤抖。她就这么用颤抖的声音说着，没有看我们一眼，冲进大雨里，打了辆出租车在几秒钟内消失了。接着她的“男朋友”也冲了出来，头发乱蓬蓬的，衣服扣子也没系，身后还跟了另外一个女人，我见过，是经常和她去酒吧的另外一个小姐。为了避免尴尬，我和吉他手赶紧逃跑似的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第二天，她照旧来到酒吧，一个人喝得烂醉，又哭又吐；第三天，她又来了，脸上找不到任何昨天的痕迹，仍然是那么妩媚，仍然是毫无顾忌地大笑，说粗口，摔门，仍然是迷离不定的眼神和嘲讽的微笑挂在嘴角。她抽着烟，看看我说，他妈的，都过去了，操，我就不信。也没有说不信什么。 好多年后的今天，我已经没了她的消息，只听说她在大连一家很有名气的婚纱影楼工作。不知道为什么，我再次想起这个女人，并且把她和另外一个不相关的人联系在一起——那是一个患有精神分佳节又重阳裂的女孩，很久以前她常常在晚上走进挪亚方舟酒吧，穿着一袭火红的连衣裙，剃着紧贴头皮的板寸，手持同样红得透明的燕子风筝。她喜欢坐在酒吧里屋一个装饰用的老式转盘电话前，认真地一圈圈拨下号码，然后旁若无人地与不知道躲藏在某个不知名空间的声音聊天，时而羞涩，时而滔滔不决，时而笑得前仰后合。她有那么多话要跟对方说，以至于每次都要聊到后半夜也没有人忍心打扰。 我还想起某个深夜，我打了辆出租车去三八广场，司机是个清秀的年轻人。他在空荡荡的街上疾驰，并且一路用平缓的语气跟我谈论一些关于他对生活的感悟。忘记说了些什么，但是那种安静松弛的气氛却让我印象深刻。好多年过去了，第一个人的笑骂，第二个人的红裙子红风筝和第三个人的平静声音午夜出租车经常交替在我的记忆里出现，总也抹杀不掉。我不知道这三个人之间有什么潜在的联系，只感到他们都带有某种夜的气息，动荡——安宁，诡异——祥和，大起大落——归于平静，和围绕在他们身边的风景并存，坚固得如同铭刻。我无意去猜测他们日后的经历以及最终的归宿，只要一想到我们都会从容地睡在夜里，和无法预知的人一起做着无法预知的梦，就会感觉到莫明安心。今天打开信箱，发现分手七年未曾联系的男友在美国发来的EMAIL，只有一句话：无心徘徊，只愿平安！也许吧，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又有什么事情，还能让我感到慌乱、恐惧和不安？ 我爱你恨的，我恨你爱的，我是你生命里最肮脏的 我爱你恨的，我恨你爱的，我是你生命里最纯净的 我爱你恨的，我恨你爱的，我是你生命里被诅咒的 我爱你恨的，我恨你爱的，我是你生命里最脆弱的

知道吗？ 猫的眼神和狗的眼神不一样 蜡烛熄灭的那一瞬最亮 孤单的人会在深夜燃烧自己的影子取暖 你曾经千里迢迢来看我 就算疼得无法躺在床上 可我偏偏要选择 不忘记你

被什么洪亮的声音从睡梦中惊醒，原来是佛教度亡的音乐，附近不知道又有哪家走了亲人。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不太常见，我住了五年，只见过一回给家里去世的老人请了和尚做一夜法度，晚上路过那些花纸、和尚以及大群围观的人，并没有多少异样的感觉。倒是有一次阴历初七，坐在女人街一家烧烤店吃饭，是晚上，湖边平台只有我一个人，遥远的对岸响起凄厉而哀婉的唢呐声，隐约看到熊熊篝火，以及披麻带孝的人影，方又联想起今天是什么日子，突然感觉阴阳两界一水之隔。 在福州则不同了，我经常清晨四、五点被一声大锣惊得差点从床上掉下来，接着是沸反盈天的军乐演奏。就在高楼林立的小区里，从哀乐，到军歌，甚至西游记主题曲，这一上午休想有半分钟安宁。这种传统习惯是没有人去干涉的，绝对不必担心因为制造噪音污染而被举报。到了中午，与这家人相识的老街坊们都会下去吃白宴，我的房东当年参与了这片小区的施工，她老公就死于工程事故，她自己也失去了一条腿，自然是这个小区最早的住户，也自然经常去吃，回来的时候眼圈通红。 我之前还从来没有去过像福州这样富有浓重宗教色彩的城市，那种城市本身赋予的峰峦静谧似乎天生为了隐藏大大小小的寺院、道观，连遍处扎下无数气根的榕树都好像得道成仙一般。不仅是东南亚第一大禅院西禅寺，就连小区里隐藏的一小尊神龛都香火不断。我曾经夜上乌山香火旺盛的楚天尊道观求签，签上说了什么已经不记得，只是那一幕，同去的那几张面孔永远无法忘记，也曾经自己一个人半夜偷偷跑到小区的神龛前发呆，不知道像这样为爱漂泊的生活还要持续多久。现在一切都成为过去，可是福州的每一处细节都渗透进梦的深处。如果阴阳两界的边缘也象地壳一样有薄厚之分，我相信福州一定是离另一个世界最近的地方。 连续几天接近40度的高烧，几乎灵魂出窍，我就那么半漂浮在床上，自己跟自己玩冰火两重天。我试着用精神暗示法告诉自己你还可以起来做很多事，于是第一天洗了一下午衣服，第二天上了若干小时网，第三天煮白粥——虽然喝不下去几口，至少精神上算是吃过饭了。天使在床灵魂上路，天空连鸟屎的影子都没有，而我已经飞过。总是想起一些和“烧”有关的字句，比如烧刀子，烧包，特别是NIVANA乐队那个蓝眼睛的Kurt说过的“与其苟延残喘，不如从容燃烧”，后来我说给和菜头听，他破口大骂“你Y就不能说点没自杀的人说的话？！”我这才想起那个蓝眼睛的家伙说完这句话之后不久就用一把步枪打爆了自己长满金发的脑袋，只留下大嘴大胸放荡不羁的遗孀和有同样蓝眼睛的女儿。 到了今天，体温终于恢复正常，不禁想起北京女病人BLOG上的签名：只是爱上了大病初愈那一刻的神清气爽。我又可以气宇轩昂地走出门去了——哪怕只是买瓶水，终于可以哆哆嗦嗦地抽一口久违的香烟。谈不上有多欢天喜地，倒是庆幸自己生病之前那天没有订这几天飞回大连的机票，否则难道要我爬上飞机？在网上看着每个人发泄着自己的欲望，意念，情绪，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伤疤，还有变着花样打出某地大学女生，身高三围体重多少，皮肤白皙，技巧全面，上门服务300元，电话……的“300大军”，我才发现，这个世界可以动念，动欲，动情，惟独不能动心，心动了，必无法恢复原位，而身亦受损。就像这次失恋之后，身体的免疫机能似乎也随着心的粉碎而全线下降，似乎从心理到生理对外界的侵害都丧失抵抗能力，我最近喜欢上一些名词，比如刺猬、蘑菇、云彩……后来发现它们的共同点是某些时候都是很脆弱不堪一击，某些时候又会带有无法防备的攻击力，而攻击的同时仍然是脆弱不堪一击。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一块铁皮夹心蛋糕，只要你有本事揭穿外面的铁皮，里面的巧克力酱，奶油，新鲜果料，任你糟蹋。 但是我仍然燃烧着，开始学习今日不想明日事，开始学习更加忍耐、习惯和享受每一次揪心的疼痛。不愿意做个麻木的人，回忆起来的都是过去美好的瞬间，把每一道还在流血的伤口都化成一次艰难的微笑。我满足于大汗淋漓的终点听他说一句“你是妖精。”满足于一个不曾开始也不曾结束的拥抱，满足于可以微笑的每一分每一秒，满足于高举着用自己点燃的幻梦旌旗庇护着所有相信爱的心一路高歌前进并欢迎你陪我一起在梦里醒来，在醒来时做梦。

1、小时候爷爷经常说我是小狗,因为鼻子好使, 中午放学回家刚进门洞就知道午饭做的什么。 2、对很多事情过敏。家具的位置稍微一变化就哭，死活要给挪回去。一看到那种发条玩具，比如满地跑的铁皮老鼠、青蛙，就会吓得一个高蹦到床上，之后连续好几天头发都立起来，呈扇面状。 3、小脑发育得比较晚，每次明明是看着门走过去的，到了跟前却一头撞在门框上。无数个好看的塑料发卡就这么报废了。 4、穿开裆裤的时候喜欢坐在尿盆上洗手绢，一岁多一点就可以看报纸，把新闻讲给爷爷听。第一次告诉他某小孩放风筝不幸在河里溺死的社会新闻，他很惊讶。 5、有一天大连刮台风，院子里的树都被吹倒了，很大的雨。我趴在阳台上等爷爷下课回家，一直等到夜里12点多，终于看到他在风雨里蹒跚着走过来，被风吹得歪歪斜斜，我攥紧拳头帮他用力气。 6、爷爷会在周末带我去星海公园玩，每次给我买一个稻草做的小人偶，或者橡胶熊一家子，还有美国和日本的塑料兵团。那时候星海公园的望海大桥没搭好，只有脚手架。我向前跑，他在后面吓得脸色都变了。 7、每天晚上看电视，脚放在奶奶怀里，头枕在爷爷膝盖上，画了一副画，下面写：爷爷捧着大脑瓜，奶奶抱着臭脚丫。 8、爷爷每天早晨会用英语微笑着问我：GOOD MORNING ，HOW ARE YOU？我回答：I'M FINE，THINK YOU 其实并不太懂意思，只是照葫芦画瓢地说。 9、12岁，爷爷患脑癌住院，到后期已经神志不清。他经常躺在床上掐指算，哪天是周末，周末我就该去看他了。我给他画了副画，是女孩和星星，他说那是我，我将来是女科学家。 10、他去世之后骨灰撒在星海湾。我后来自己再去星海公园，遇到一个男人把裤子脱下来让我看，还让我去摸他的下面。我很害怕。[img]http://images.blogcn.com/2005/4/7/1/tear07,2005040712750.jpg[/img]

不知为什么，最近我开始在梦中读到或者想象出大段大段的文字。有时候是印刷在书上，有时候是在网页上，有时候只是一片一片出现在空气里，甚至经过某个水槽，水管下面一滴滴渗漏出来的也是一个一个字。这些字经常让我恐慌，因为它们超越了我平日的认知限度，而且表达着大量混乱的信息。醒来之后，大部分字都消失了，只残留一些惶恐的气味。 与字同时出现的是一些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人，比如过去的制片人和她老公。我梦见他们离婚了，那个内向的男人状态很不好。我跟他说了好多话，他似乎一直都沉默，眼睛盯着墙上一幅画。那副画是大团的蓝色，比中国陶瓷还深一些，比蓝钢笔水还厚重一些，是我非常喜欢用在床单上的那一种。躺在那样的深蓝色床单上的女人裸体会很白很好看，像融化进去或者掉进去。是那种很适合搭配古旧家具的蓝。 我还梦到猛子的前妻。她像江莫道不消魂青一样轻蔑地丢给我一本人物类杂志，我翻开，里面居然有一篇猛子写的自述文章。他用小说家一样冷静客观的笔法地写了自己的爱情生活——选择韭菜是因为她看起来很温暖，而且让人放心……我开始关心她的生活却忽略了她在侵入我的生活……渐渐地，又一轮理性痛苦地淘汰抉择开始了…… 具体文字我记不清了，后来他还提到了在我之后和他恋爱过的几个女人，紧接着我的那个好像叫沙漏。我的心在梦里咯噔一下，醒了，就像突然被插入一个宫颈扩张器，而且已经扩张到最大限度。我故意不睁开眼睛，努力想让自己继续做这个梦，把那篇文章后面的部分看完，可是徒劳。心脏硬邦邦地像装下块石头，每跳一下都咯噔咯噔的。后来我彻底醒了，心想，你这小子，怎么还做这样的梦，还会在梦里心律失常，难道遭的罪还不够多吗？花了20分钟，心脏终于舒缓下来。我起床，这时手机闹钟开始叫。 昨天晚上叶子和WENDY叫我过去找她们，一起去和几个女画家吃饭。这件事挺莫名其妙的，叶子突然想去一个专门展览女性画家作品的画廊工作。她们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呆在画廊里。我虽然对画家画廊都没什么兴趣，还是赶过来。桌子对面坐着一个女策展人和两个女画家，平均年龄35岁左右，其中一个据说在现代派艺术界很有名气。那个女策展人，也就是画廊的老板是WENDY的朋友，很明显，她们是在工作中建立的友谊，因为她在打电话的时候说，在和三个做媒体的朋友吃饭。有这样一种女人，她喜欢对其他女性，特别是年龄比较小的女孩表现出那种异乎寻常的关切。她喜欢称呼你“宝贝儿”，她喜欢走路的时候挽着你的胳膊，进门时轻轻拍着你的后背，用半真半假的命令口吻对你说“不许抽烟了！”“多喝点汤！”或者“快把大衣扣好！”她让我想起我学生时代的几个女老师，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害怕这种毫无来由的亲昵——好像你是她多年的闺中蜜友，正在青春发育期的女儿，或者说更像是她养的一只宠物狗。这样的中年女性不在少数，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无法适应。虽然我不想否认她也许是善意的，也许只是出于习惯，但是要让我接受这种黏糊糊的鼻涕一样的亲昵，那我宁肯一头撞死。 对面的三个成熟女性画家边吃饭边对我们三个“80后女孩”投来好奇而关切的目光，她们不时问诸如“北京现在哪儿蹦的好？”“你们平时都经常泡吧吧？”“为什么你们都不谈恋爱？”之类的问题，然后发出感慨，我们都老了，她们才是新一代年轻人的典型代表，估计都是除了上班就是娱乐，还能经常熬夜出去玩云云。我的情绪越来越低落，觉得厌烦的情绪在胸里升腾着。在她们表现出的所谓成熟女性的优雅面前，我们三个好像正在变成头发毛糙脸色羞红只会点头喏喏的黄 毛丫头。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最讨厌听到的几个词儿，包括“代沟”“新新人类”等统统都蹦出来，让她们那层所谓成熟优雅的面纱显得愈发面目可憎。与这些相比，更让我生气的是，身边这两个平日只有我们几人在一起时张牙舞爪的女友，现在却成了不折不扣的淑女，跟那几个女画家一样轻轻微笑，低声细气说话，夹菜的筷子都透着秀气。我好几次瞥见叶子的袖口垂进烟灰缸或菜碟里，在旁边提醒她一下她却完全听不见。还有一次她一边聆听着她们说话，一边下筷子夹一粒花生，结果根本什么都没夹住，筷子递进嘴里时还是空的。我凑到她耳边拿这事儿跟她开玩笑，她一脸茫然地望了我一下，显然根本就没听清我在说什么。 昨天晚上的我显得特别不随和，特别女文青，女愤青，黑口黑面。我固执地连续抽烟，不肯吃一口菜，她们问我什么，就用很粗的嗓音马虎敷衍一下。叶子和WENDY有点吃惊，不知道她们会不会觉得难堪，替我打掩护说她累了，因为连续熬夜喝酒，于是又引发几个女画家的一番感慨，说她们已经折腾不动了，不比我这样的小女孩。她们问我，为什么现在的小女孩都喜欢三四十岁的老男人？如果你和那样的男人在一起的时候都聊什么呢，语言上能沟通吗？我迅速笑了一下，如果语言沟通不了，就用别的沟通呗。大家楞了楞，然后都笑起来。靠，粗鲁，我就粗鲁了怎么着。你要么容忍我的沉默，要么容忍我的粗鲁，总得挑一样，至于怎么评价，随便你。 吃完饭，我们顶着寒风往那个现代派女画家的家走，画廊老板又跑过来亲密地挽着我的胳膊跟我聊天。她问我跟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是不是必须聊不同的话题？我说，话题也许是不同的，但是说话的方式不会改变，不会因为彼此之间的年龄差距装嗲、装嫩或者装纯，这是我的问题，甚至有时候是人际交往的一大障碍，可惜我并不想改变。 一进家门女画家就给我们展示她即将参展的一组影象作品。她找了一个11岁左右的小女孩当模特，穿着雪白的衬衣和黑白格短裙，系着红领巾拍了200多张不同姿势和表情的人像。女孩留着整齐的童花头，眼睛向两侧画上晕开的红眼影，有时一只眼睛蒙着纱布，有时腿上布满蚊子叮咬的红包，甚至小腿上有溃烂开的一大块伤口。然后她把那些不同的人像组合成一大张十几人甚至几十个一模一样却又千姿百态的女孩构成的作品，配合上故宫红色城墙作为背景，或者让她们密密麻麻地躺在一起，仔细看过去，每个女孩都带着天使和魔鬼交融的表情。她们的五官那么娇小精致，惹人怜爱，眼神却漠然甚至凄凉。各种伤口流露出一种暴戾气息，掀开的短裙，细小白皙的腿和皮肤以及隐约可见的纯白色小内裤则是无法抗拒的童贞诱惑。每个女幼童的身上都藏了一个魔鬼，只要给个机会，就会倾巢出动。还有一张是模仿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油画《最后的晚餐》，那些女孩的动作和表情很成佳节又重阳人化，那些白衬衫，格子裙只成了某种日本AV里制半夜凉初透服诱惑般的符号，红领巾暗示政治波普无处不在。我想起奈良美智笔下的漫画人物大头女娃娃，很显然这组作品里的人物带有那个大头女娃娃的拷贝痕迹。单纯——邪有暗香盈袖恶，童贞——勾引，幼稚——成熟，天真——冷漠，一无所知——洞察一切。我提出奈良美智，女画家脸上似乎掠过一丝不悦，也许是我的错觉。 之后她又放了一段20分钟的影象——是她在天上人间女洗手间用针孔摄象机偷玉枕纱厨拍的各种坐佳节又重阳台小姐。镜头里的小姐们一律个子高挑，身材凸凹有致，气质也各有不同，有的狂野奔放有的柔和恬静，果然比普通小姐出色许多。她们对着洗手间镜子就那么大大咧咧地穿脱内衣，调整胸罩，换卫生巾，有的甚至连内裤都不穿，直接从连裤袜里取出一叠叠钞票，表情从容自如，仪态万方。卫生间里太忙乱了，像服装秀后台。每个小姐都根本没工夫分神看身边的别人哪怕一眼，只是在收拾停当后凝视着镜中的自己——眼神专注，表情平淡，宛如凝视一件准备出厂的高级商品——凝视几秒钟，然后迅速转身离去。 无论视觉、音频或文字作品，我都不喜欢拿弱势群体开刀，这个衡量标准是很微妙的，怎样是可以表现的群落形象，怎样是不可以用任何方式表现的群落形象，怎样是可以表现但是要对表现手段非常苛刻？恐怕只有我自己心里针对每一个群落的每一个瞬间都有具体标准。比如我很欣赏一个台湾摄影师的一组关于流浪汉的作品，却完全不喜欢另外一个人拍摄的弱智儿童。我始终觉得，艺术家心里应该是慈悲的，不管形式多么直接，文字多么凶狠，影象多么震撼，都应该能让观者感染到那种温度。这一点，无可否认，猛子和我的看法始终在不谋而合以及相互影响着。 回家的时候叶子开车，一路沉默无言，下车的时候我说，画廊的工作希望你慎重考虑。其实我知道自己的建议并不能起任何作用，对于一个漂泊在北京的单身女孩来说，一份新的工作，往往寄托了太多未知的期待和细碎的心理目标。而我，依然会默然地陷入这一片胡同的黑暗里，就像掉进一片深得仿佛可以呼吸的深蓝。我突然发现去年年初那种接近崩溃的感觉又在向自己袭来，失语的状态，腿软的瞬间，还有那些沦陷在人群和无边话语中的微薄个人意志，无法改变，从命就是。如果上天要我一个微笑，那就微笑；如果命运注定我将颠三倒四不知所云，那我就把嘴巴交给那些热衷于讨论木子美现象，热衷于各种新概念和热衷于评价的人们。我的心里有凝重的轻盈，那是荒谬的，好像不打麻药挖去一只总是流血受伤的眼睛。 又想起别人给我讲的故事，那个被判死刑的囚犯，在刽子手寒刀落下，大喝一声“跑！”的瞬间，一跃而起，向西狂奔整天，然后侥幸地落户生根。十年后，当他返回故土，别人告诉他其实他早已在众目睽睽下人头落地，甚至亲眼看到自己的墓碑，顿时化做一股青烟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突然觉得人人都是五花大绑地跪在地上，屈辱而又屏息等待，只等那一声“跑！”，灵魂腾空而起，向着自以为的生路狂奔，肉身却化为腐朽，败坏在现实的黄土中。人生七重大梦，何时才会真正醒来？甘于混沌，是否也算是一种无可选择的清醒？ 我比预定时间早起床，换上一件很少穿的明黄色外套来配合那片黯然呼吸的深蓝。推门出去，空气清冷，外面阳光居然耀眼地灿烂。这样的冬日，有那么高远的天和鲜明的色泽，还能奢望什么？生活再操蛋，好在即使现在死去，衣服也很干净。

每次想起小索，总是先想起来他笑的样子。很少见到那样的笑，声音不大，却非常爽朗放肆。他的鼻子皱在一起，眼睛只留下一条缝，嘴巴咧得大大的，让人看了就想和他一起笑。 小索从兰州来，他和所有那些兰州来的音乐人一样，带着浓重的西北口音；感叹时会恍然大悟地 “哦——”，把尾音拖长还拐两道弯儿；喜欢边吃羊肉串边大口喝酒；喜欢无所羁绊地呵呵笑。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成年人，笑起来那么象孩子——而且是那种站在西北黄土坡上，穿着半旧的绿军装，手持小鞭子的放羊娃。我曾经一度迷上了他的笑容，以至于自己笑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皱起鼻子。 说实话，那样笑起来，原本好看不到哪儿去，何况小索本来就不是什么美男子。他个子不高，又瘦，脸被30多年的西北风吹出很多皱纹，一副饱经风霜，疏于保养的模样，可是他身上始终有一股特别年轻的神气，靠近他的人就会非常希望看到他笑起来。他那样笑，连周围的空气也变得很舒展。2000年秋天，我和小索以及同样来自兰州的张佺做过很短时间的邻居，那已经是“野孩子”乐队来北京的第四个年头。当时小索的头发很长，我们虽然是邻居却很少交流。我习惯叫他俩“小泉水”和“小锁头”，一这么叫的时候，小索又呵呵笑起来。都是音同字不同，我从来没想起过问小索的全名叫什么，索到底是哪个字，直到后来在讣告上才知道，他叫索文俊，兰州人，生于1970年，于2004年10月30日上午10点20分，因为晚期胃癌不治，在北京去世。 我终于知道“小锁头”是这个“索”字，却再也没机会这样称呼他了。 第一次看“野孩子”演出是2001年夏天，我为一个网站工作，负责报道北京的地下乐队演出和做一些采访。那天晚上LOFT俱乐部的后花园空气清新，没有多余的废话和毫无干系的打扰。当粗砺不羁的音乐声响起，我楞了一下，这就是住在我旁边的“野孩子”吗？未经刻意雕琢的乡琴，手鼓和歌声浑然一体，把整个夜晚的色泽打磨得有点发亮，气息里也搀杂了几许黄沙的颗粒，再看台上小索和张佺的表情——微闭着眼睛，端正起身体，对着麦克风心无旁骛地大声唱着。小索的脸上找不到一丝平日的羞涩和笑容。在演出间隙，手风琴手张伟给我解释了一些听不太明白的歌词，“你们的手都满哈（上）了，把我们的姑娘的心都渍（整）得病哈（上）了”。他还告诉我“野孩子”的音乐来自西北的民歌，来自甘肃、青海的“花儿”、“信天游”……那是青天黄土孕育的声音，朴实的诗歌，干燥温暖，湿润悲凉，直击心脏。回到家，我写了“怒火中烧的野孩子”，说他们的歌里能听到“大慈悲”。 “野孩子”在北京的水泥丛林中歌唱西北的太阳，听说小索曾经和张佺徒步黄河流域，学习民间音乐，他们不顾一切地要把民间最底层的歌声在这里传唱，即使这些声音流传的速度非常缓慢，却始终顽强。每一年，他们总要拿出时间去参加甘肃的花儿会，回来时人都黑瘦了几分。这是我在北京见过的所有乐队中最刻苦，对待排练最严肃的一支。张伟跟我说过，他第一次去看“野孩子”排练是酷暑天气，发现四个人在一个地下室里，连风扇都不开，满头大汗地练习和声，当时就毅然决定加入这支乐队。后来我看过几次他们排练，发现他说得一点都不夸张。排练的时候他们少有笑容，一次次无止境的反复，聚精会神到近乎肃穆，苛刻到近乎制造某种精密仪器。他们对每一小节音乐，每一首歌曲，每一次排练和演出都不肯有丝毫懈怠，并不为了扬名立腕，甚至主动规避在过度迎合大众口味的流行音乐中迷失了自己的声音。2002年8月，云南丽江玉龙雪山音乐节上，“野孩子”本来被列入开场式中，和一些相对主流的知名歌手以及乐队同台，但他们拒绝了。“倒不是因为别的，你看我们的样子，和他们根本就不搭调嘛。”小索又是呵呵笑着，向我亮了亮半新不旧的土布棉衣上的破洞。 “野孩子”无疑一直是北京地下音乐的中坚力量，他们团结了许多固执于用纯粹声音歌唱，热爱游走于城市边缘，用心灵中最柔软的地方去对抗现实冰冷而尖锐一面的人们，“美好药店”、“废墟”、“舌头”、“木马”、“布衣”、“木推瓜”、赵已然、王凡、万小利、小忠、周云蓬、王娟、张浅潜、谢天笑……还有乐评人严峻、来自美国的音乐制作人柯马修以及诗人、自由摄影师、地下电影导演、独立记录片制作人等形形色色的北京游魂。他们未必人人都能操起吉他歌唱，却个个都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心中高唱属于自己的歌。2001年3月，小索与朋友在三里屯南街一起创办了名叫“河”的酒吧。开始，只是20平米的小小空间，朴素的木质门面，乐队坐在酒吧中央，周围的观众只能拥挤簇拥着，随意弹唱，随着人数增多，他们盘下旁边一家酒吧，打通墙壁，修了简单的舞台，购置调音台和音响，河酒吧成了越来越有形有状像模像样的音乐根据地，吸引来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深深怀念那些个河酒吧的夜晚，台上台下用音乐煽风点火，有人爬上桌子，有人醉倒在地，有人无法自控地冲上台抓起一把琴或麦克风。往往开始是某支乐队在演出，到后来就成了若干支不同乐队的即兴大拼盘。可以是民族或者BLUES，插电或不插电，有人声演唱或只是乐曲，搀杂着手鼓、笛子、手风琴、瓦热普、口弦、摇铃、雨棍以及各种古怪的乐器，没有人制定规则，没有人被拒绝在外面，音乐就那么象河水一样肆无忌惮地流淌。“美好药店”的小何经常在演出间隙里拍卖自创的书法作品和T恤，吧台可以买到每一张你在酒吧里听到的音乐专辑。到了夏天，门外总是挤满人，或蹲或坐在窗根前，手里提着啤酒瓶子。一个朴素的中国小伙子刘义伟和几个意大利姑娘合伙卖他们手工制作的小饰品——大概很少会有人想起他当年也是叱咤一时的重金属乐队吉他手。他们吃羊肉串和烤馕，抽莫合烟叶，聊天，大笑不止，打手鼓，唱歌，那些活泼的外国姑娘穿着鲜艳的民族裙子旁若无人地跳起舞。三轮挎子是这些人常用的交通工具，有时候一辆挎子上要坐五六个人，满满当当地呼啸而来，天色微明的时候才满满当当地呼啸而去。河酒吧成了名副其实的文艺青年之家，不会因为你没钱买酒就向你吝啬每一点声响。经常来这儿的人都是沉浸于乌托邦式狂喜里的孩子，音乐是彼此间没有障碍的共同语言。这里有时候会举办主题活动，如纪念海子的演出和诗歌朗诵会，张贴在墙壁上那些熟悉的诗句在结束后可以揭下来带回家；还有“舌头”乐队不插电演出，原来以华丽凶猛著称的舌头也能这么朴实无华——酒吧里的观众溢到街上，窗户上糊满兴奋的脸，那算是“盛况空前”的一次吧。 小索在人群中并不多话，他总是笑着听朋友们聊天，跟每个人喝一杯。几乎所有朋友都喝过小索请客的啤酒，当他看到某人似乎心情不太好，就会憨厚地笑着问：“要不要喝一瓶？”，然后主动去吧台拿来一瓶小青岛，默默地陪你喝。我第一次喝那种叫“长岛冰茶”的鸡尾酒也是小索请客。我经常缠着小索让他讲正宗的兰州笑话，喜欢听他浓重的兰州口音，看他咧着嘴乐。心情不好的时候小索会偷偷躲到角落里蹲着喝酒，他有时会胃疼，用手护住肚子，大家都知道他肠胃不好，只以为是普通的胃病，并没想到有无情的病魔正在慢慢向他逼近。 无可否认，河酒吧的鼎盛时期正是北京地下音乐暗潮汹涌的时期。这支汇集了各种城市边缘文化的队伍象湍急的河水一样歌唱着感动与幸福，也歌唱着痛苦与斗争前进。到2003年8月，河酒吧转让，很多人惶然失去了最心爱的据点。到了夜晚，居然感觉到如此不习惯和无所适从。大家分散开去，寻找各自夜晚的归属之地，而像河酒吧那样人头济济的喧嚣却一直没出现过。后来“野孩子”暂时解散，消息都是零碎的——部分成员去了云南，小索和同居多年的女友结婚后一直生活在一起。没了河酒吧，这些不信赖现代通讯设备的人们也少了很多联系。大约半年前，听说小索病了，然后一直没有更确切的消息，2004年11月1日上午，我终于又见到了许多久违的人，其中却没有小索。 这一次我们聚到一起，居然是为了向他告别。 清冷的早晨，协和医院，人们密集地站在一起，在北风里感觉着阳光刺骨。路过的人惊讶地看着这支混杂着各色人等的队伍，一些老人喃喃地说，“都是年轻人，看来走了的这个岁数也不大……”当我们排队进入太平间，身后放着“野孩子”的歌，小索却没有歌唱。他躺在那里，没有往日的笑容，只有最后的安详。严峻在悼词里引用了安徒生童话。“当我想到要来的时候，就请您让我来吧。我将在黄昏的时候栖在窗外的树枝上，为您唱支什么歌，叫您快乐，也叫您深思。我将歌唱那些幸福的人们和那些受苦的人们。我将歌唱隐藏在您周围的善和恶。您的小小的歌鸟现在要回家了……” 遗体告别之后几乎所有人都坐上开往东郊火葬厂的大巴，坚持再送小索一程。又想起他的笑，再想想刚才看到哭得瘫软的小索的亲人，我的心里揪成一团。大巴上寂静一片，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北京地下音乐人聚集在一辆车上，有点像小时候学校组织春游的场景。外面阳光灿烂，晃得人睁不开眼，正好可以低下头把泪水挡回眼眶。在车上我给小索的妻子发了几条短信，向她抱歉自己没有在小索走前帮他们做点什么。这个坚强的女子给我回信，“小索是幸运的，有这么多好朋友来看他……我今天晚上带他的骨灰回兰州，火化仪式一完就动身，休息一段时间，我们以后北京见！” 第一次这样为朋友送行。在瑟瑟朔风中焚香祭拜，摘下胸前的白花丢入焚化炉，只希望小索能伴随这一缕缕烟雾进入永远的安宁——也许上苍真的要召回自己身边这个忠厚倔强的孩子了，而留下的人只能含泪说再见。小索的妻子要喝几口白酒，她怕自己独自领取骨灰的时候支撑不住。她没有哭，微笑着说小索在最后一次回家的时候把自己珍藏的所有CD和影碟收拾得整整齐齐；严峻也说，他在离开前还和大家开着玩笑。 小索走了，河在这一瞬间，仿佛凝固。 在追悼会之后的酒桌上，在两天后的纪念演出上，大家都不时提起小索的名字，挂念着他的可爱，但是谁也没有更多地悲伤流泪。每个人都在小索身上看到了人生必然的结局，那反而让人感到安心。生活还会继续，心中的音乐也不会就此平息，就像河水不会停止流淌。我又想起那段悼词，“野孩子的歌是大自然循环反复的节奏，小索的来和走，也是一样的平淡。他走了，有一天我们也都会走，但是歌声会再次响起，有生活的地方，也总会有河。” 讣告 野孩子乐队吉他手、主唱小索于2004年10月30日上午10点20分在北京协和医院西院因胃癌病逝。终年34岁。 小索，原名索文俊，兰州人，生于1970年。1995年，他和张佺共同创建了野孩子乐队，并于1996年来到北京发展，先后多次重组，参加了法莫道不消魂国音乐节、迷笛音乐节、雪山音乐节、“北京在伦敦”音乐节、法莫道不消魂国里尔“中国之夜”音乐节等演出。野孩子乐队从未正式发表过任何作品，仅独立发行过小样《咒语》和两张现场录音，他们是中国新民谣音乐的探索者，也是正在兴起的生态文化的源头之一。小索和朋友在2001年创办了河酒吧，这里很快成为另类北京的标志之一，在2003年关闭之前，它接纳了数十支不同风格的地下乐队来演出，并且融合了不同类型的地下文化，创造出一种热情、友爱、回归民间的生活风格。小索和他的朋友们为世界带来了难忘的音乐，但更令人难忘的，是他朴实的态度、对生活的热爱。 遗体告别仪式已于2004年11月1日上午在北京举行，请各位亲友、同行、乐迷节哀。 小索亲友 2004年11月1日

那是昨天，还是前天？我怎么记不清楚了？黑夜总是可以很好地掩盖一些东西——城市里的垃圾，人群庸俗疲惫的脸，那些肮脏的浮冰和牢牢附着在地面上的口香糖。听说法莫道不消魂国的街道上到处是狗屎——狗屎是可以自然分解的，它们远比一个塑料袋来得纯洁——法莫道不消魂国人，对于狗的宽容，是我认为最能体现法莫道不消魂国式浪漫的地方，怀着一颗能够容纳满街狗屎的心，他们才能宁肯自己的车在马路上堵成长龙 ，也微笑着等待路中央一对热吻的情侣（要知道法式接吻可是以其湿、热、长和无视他人存在的特点而闻名）。中国人做不到，中国人实在太多了，他们没有耐心处理人与狗之间的纠纷，也无暇当街进行有暗香盈袖长长的接吻示众。我认识的一些朋友是工人，需要早、中、晚三班倒。有的，夫妻两个都是这样，于是，他们的饮食、起居，整个生活都身不由己。一张班次表，支配着他们的性生活——说到这里，我真想牵上自己的狗，轻快地跃过法莫道不消魂国街头的狗屎雷阵，会会那边草地上，同样牵着狗的情郎。他正在等我，他的狗也在等我的狗，一起玩耍、交配，在春天。 情人节晚上，我去看“幸福致死”的系列演出。豪运酒吧门前照例聚集着大群苦于囊中羞涩只想混进去的摇滚青年。我瑟瑟发抖着，等到半年没见的高地女孩蓝调。她还是那个模样，挺招人喜欢的北京小姑娘。门口还有贾佳和他的女朋友PERPER，他们乐队的赠票已经用完，贾佳还在犹豫要不要给PERPER买票，后来采访中我知道他们演出前本来想去后海吃爆肚，可是店铺没开门，只好去吃了昂贵的“孔乙己”，还是PERPER出的钱。情人节，已经把他们的钱包榨干了。我找到负责人关旭，以给高地采访的名义和蓝调入场，顺便把PERPER也带进去。PERPER象往常一样，带着羞涩的笑容，在酒吧潮湿闷热的空气中在震耳欲聋的嘈杂声中凑近，在我耳边轻轻说“谢谢你，韭菜，今天是我的生日”。 山人在台上演出着，还是穿插以云南方言，彝族曲调，有一点仓皇——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总是这样，似乎不太适应北京大大咧咧的氛围。我给蓝调和自己买了豪运的鲜酿扎啤，苦涩中微甜并不便宜。我们背对舞台和簇拥在舞台前面的观众十米的空调后面找张桌子坐下，今年冬天特别流行的煤气取暖灯立在一边，蓝红色的火焰熊熊燃烧。我们对面坐着一对年轻的恋人，可能刚刚闹别扭了，稚气未脱的脸蛋上写满忧郁和茫然，局促地紧紧抓住一听可乐，一言不发。也许此刻在他们的世界里，除了眼前这听可乐是属于自己的，其他一无所有。女孩惊慌的大眼睛遮盖在刘海儿下面，不时四下张望。CHINA肆的MC小磊走过我们的桌子打招呼，他还是一身标准HIP-HOP行头，肥大的外套和裤子，沉重的金属项链，只是在云南买的那块玉石挂坠不见了。 在云南，在云南，小磊和子曰乐队秋野他们扎成一堆，秋野时不时讽刺他这样的“摇滚小屁孩”，同时也享受着“小屁孩”的崇拜。呵呵，丽江小饭馆的酒桌上，有如此好吃的红烧肉，还有从北京一路带去的红星二锅头，还有白子、小磊这样的“小屁孩”挖心掏肝儿的赞美，怎能不让秋野这妖道醉入心脾？他居然哭了，他们在雪山脚下唱了那么肃穆的一首《光的深处》，最终却被不领情的观众哄下场，全然没有北京时候的光鲜。在小饭馆外面，在云南耀眼的雨后阳光下，他抹干脸上的泪水，脸色通红，醉眼朦胧，一身酒气。他把我揽到怀里，坚定地说要留在云南暂时不回去，要让负责演出设备的韩国方面“公开道歉”。 那时候，小磊他们正在屋里觥筹交错豪言壮语；畏冰拿了DV机拍摄；陆勇炫耀地掀开衣服，展示他肚皮上面自从在音乐节画上就一直没舍得抹去的“F**K”；老杜和大个子吴丹在一旁窃窃私语。他们的话题自然少不了笛子——那是老杜一生中的痛楚，而笛子、黄岚、小梅和神神道道的编剧“郁闷”，正在另外一桌谈论那些让他们又爱又恨的男人。忘记因为什么原因，下肚的许多酒精，化做一滴莫名其妙的泪水，从我脸上悄然滑过，刚刚滑行至一半，就被吴丹手疾眼快地一把抹去了，连个水星儿也不见。 小磊和他的CHINA肆HIP-HOP组合从云南回来后的演出海报上，总会看到这样的宣传语言“雪山音乐节上曾经被崔健赞赏的乐队”，听者无心，言者有意。他留下电话就走了。后来还陆续有人走过我们的桌子，包括耳光乐队的两名外籍乐手JOHN和GERRY，这两个加拿大和英国佬逐渐占据了我们桌子的另外一面——对面的小两口不知道什么时候和好如初，已经加入舞台前拥挤的人群，上厕所的时候我看见那个男孩搂着女孩忘情地晃动。 在两个洋人落座之前，对面一张桌子，有两个孤独的男人刚刚讨好地丢过来一包中南海，我不客气地撕开烟纸，他们开口要说什么，恰好被两个洋鬼子高大的身躯遮挡住了，只好悻悻地离开。 我对台上的演出兴致不高，又不愿意只是干坐着，答应aa替高地做采访了就不能食言，于是起身，把一支支乐队拖进豪运的办公室，请他们介绍自己的音乐，还问了关于“如何度过摇滚情人节？”“音乐和爱情在心目中的比例？”“找女朋友是否介意她是不是摇滚女孩？”一类的问题。也许几乎所有乐手都曾经被自己的女朋友质问过“音乐和我，如果必须舍弃一个，你选哪个？”，所以他们回答起这类问题可谓得心应手。恣慰的鼓手少见毫不迟疑地声称音乐在他心目中占据90%，而爱情可能连10%都不到，他甚至激动地一把夺过MP3采访机强调“这段不能删啊！有了音乐，我就不断有新的爱情，否则就什么都没了”。他们乐队几乎一致认为找女朋友，不能找摇滚女孩，因为她们爱讲脏话，并且过分滥情。 “她喜欢你，可能只是因为你是某个乐队的主唱或者吉他手，那么明天，她也随时可能喜欢上另外一个乐队的主唱或者吉他手。” 哦哦哦，这就是乐手们眼中的“摇滚女孩”么？ 我还采访了麦子，他正和两个姑娘聊得热乎，有点不情愿。虽然很多人在骂他，春树的小说更是把他猥琐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可他还是那样，穿一件橘红色破布拼接的牛仔服，头戴标志性的缝了一颗五角星的毛线帽，大半夜的还用一副漆黑的墨镜遮挡了大半张同样漆黑布满褶皱的老脸，嘴里散发难闻的异味。面对采访机，他时而喃喃自语时而沉默，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半梦半醒的状态。他似乎对一切都很无谓，只有提到春树和他自己的小说，以及电影的时候表现得有点兴奋。他说春树的小说“太过分了，提到我的家庭”，又说自己的电影“导演非常满意，还说下一个电影要叫我演主角呢”。然后，他抬起头，用一种无辜又无耻的典型麦子式笑容冲着我，让我再次感到手足无措。上一回看到这种笑容是麦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突然造访我家，柜子上放着我刚买来的消炎药。麦子得过肺积水，这地球人都知道。他一只眼睛定定地瞄着药，用呓语的口气问我“韭菜你们家有消炎药吗？我肺病又犯了没钱买药……咦？！这不就是嘛！” 随后飞快地抓起药塞进衣襟深处象变戏法一样。就是那次，我见识了他的微笑，象一只臭袜子突然堵住嘴巴，让你只好干瞪眼无话可说。每次见到麦子，我都会想起过去看过的一个法莫道不消魂国小说《香水》，那里面这样形容主人公格雷诺耶——“他就象一只扁虱，隐藏在树干缝隙中，靠上个世纪吸取的一点点鲜血，度过寒冬，顽强地生存着……”，是的，麦子就是这样，凭借着农民的朴实和狡诈，他发现在北京，摇滚圈无疑是他最佳的生存土壤。 豪运的经理老陆是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偶尔会有摇滚青年来和他谈演出的事情，他总是答应的很爽快，然后他们热烈地拥抱“情人节快乐！”。老陆笑着比画“你看我们俩这形象差别多大！”。关于我要办的演出，老陆也很爽快地答应，但是时间一定不能安排在4月8号，因为那天豪运要自己办一场演出。老陆不遗余力地留下每个乐队的电话号码，他打算抛开那些在他这里办演出的摇滚青年了。 等我回到座位，几个洋鬼子聊得正欢，已经微醺。JOHN和GERRY分别请我喝了一扎啤酒。新加入的BDB又贡献了一支叶子。我很快飞起来了。今晚的神经似乎格外灵敏。GERRY用滑稽的强调给我讲他和她的老婆——一个衣着俗气的中国女人。他说他感激他老婆的宽容，允许他喜欢其他的女人，只要不过火。他想亲亲我，我躲开了，于是他把动作变形，抽了一口我手里的叶子，偷偷地，因为他老婆就坐在另外一边。 演出接近尾声，观众走了大半。消失已久的蓝调拉来两个人，赤色玛雅乐队的姚子和鼓手瞎子。他们都是我在高地聊天室里认识的，延庆人。去年夏天，还曾经应他们的邀请去延庆看了一场演出。后来在高地聊天室里见到他们很少交谈，姚子甚至问我“那个凹面向上不是你吧？”。我笑笑，不说话是为了避免尴尬。瞎子过去邋遢得很，现在干净多了，寸头还染成金色，据说是有了女朋友。他们举止粗放，好象对一切都满不在乎，其实每个人都有他敏感的地方，特别是摇滚青年，不敏感的摇滚青年几乎根本就不存在。如果你提到“农村”，即使是玩笑，他们也会面露不悦——延庆是土气是偏远了点儿，可是还有滑雪场还有康熙草原嘛，我自己说我行，别人可不成。让我们抛开延庆，抛开摇滚乐吧。我用纸牌给他们算命。算命就是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只要你肯相信，用结果生生代入事实，就百算百灵屡试不爽。直到他们上场，瞎子还两眼发直，嘟囔着“真准，见鬼了……”。我还停留在叶子带来的高度，傻笑不止。蓝调跑过来高兴地让我看她手里的CD“姚子送我的，他们乐队的小样”。 一会儿，赤色玛雅的演出结束了。姚子坐回来，看着那张CD，突然说“蓝调，你先把这张盘给韭菜吧，改天我再给你一张。” 蓝调点点头，迅速把CD推到我面前，看上去依然那么乖巧和高兴。可是我想她会和我一样，心里飞快地疼了一下。对姚子的厌恶在我心里油然而生。姚子感觉到了，这个敏感的三十岁摇滚青年马上又去拿了一张小样给蓝调。我又开始笑，飞高了就会笑，只是这回已经没有刚才那么快乐。 终于结束了，呼吸着寒冷的新鲜空气，我们匆匆道别。蓝调上了一辆出租车朝和我相反的方向疾驰而去。我突然想起纸牌上说她“是今晚最孤独的人”。我回到家，把自己丢到床上，睡觉前发现手机里一条未读短信，是GERRY在走后发给我的，他问“ARE YOU STILL DRUNK AND SEXY？”我太困了，连手机上的字迹都看不清，眼睛一点一点一点合上。关于这个情人节，我最后的记忆就是床头灯柔和的光线一点一点一点从我的眼前消逝，溜走，直到坠入无边的黑暗无边的安全，脑海里却重复着几年前LY给我写的诗句“眼睛睡着了/棕色明亮的眼睛睡着了……”。那个曾经如此深情地在枕边凝视我睡着的家伙，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遥远的大洋彼岸，现在还是白天。 我在梦中梦到自己在做着美梦，这时候你可千万别把我叫醒。